实验室的暖气片发出轻微的咔哒声,像某种啮齿动物在墙壁深处缓慢啃食着什么。陈映希看着烧杯里正在沸腾的淡蓝色溶液,气泡匀速上升,破裂,再上升,这是一个完美的酯化反应。他已经在显微镜前站了四个小时,腿有些发麻,但不想动。窗外的天空是那种铅灰色的,从早晨到现在没有任何变化,仿佛时间也被这间实验室冻住了。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末月二十八,马上要过子夜了。 他熄灭屏幕,继续盯着烧杯。 实验室里只有他一个人。本来还有个研究生助理,叫徐远,昨天请假回老家了。临走前那个年轻人兴冲冲地问他:“陈老师,您子夜怎么安排?“ 他说:“没安排。“ 徐远脸上那种小心翼翼地怜悯,他太熟悉了。 三十岁,单身,父母双亡,唯一的叔叔在二把手位置稳居多年却不亲近,至少在他人眼里。因为如果亲近的话就不会留陈映希在这浑浑噩噩的混日子。虽然他是自己选的。 他自己在这间最高级别化学实验室里做着某种已经没人在意的基础研究——在旁人眼里,这大概是一个标准的失败者样本。 溶液开始出现浑浊,温度过低了。他伸手调节加热旋钮,指尖碰到金属台面时微微刺痛。实验室恒温二十二度,但他总觉得冷,尤其是冬天。小时候母亲总说他手脚冰凉,要给他灌热水袋。母亲的手很暖,但那只手很少碰他。那时候家里的客厅总是坐满了人,穿深色中山装的男人,烫着卷发的女人,他们来的时候总是带着各种补品和茶叶,坐在沙发上谈一些他听不懂的事情。母亲穿一件藏蓝色的旗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给客人倒茶的时候侧影很好看。他躲在卧室门后面,透过门缝看那些人的鞋。男人的皮鞋锃亮,女人的高跟鞋细而尖。他数过,最多的一次有十二双脚。 父亲偶尔会回头往卧室方向看一眼,但门缝太窄,他不知道儿子一直驻足在那里。父亲的眼睛很大,眼白有些发黄,大概是常年熬夜的缘故。母亲说父亲是“工作狂“,这个词在陈映希童年的词典里等同于“不理我“。 他记得有一年子夜,父亲终于从书房出来了,穿着家常的毛背心,看上去比平时矮一些。母亲端出云吞,电视里放着娱乐节目,外面有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