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十七分,市局法医中心的解剖室还亮着。白炽灯把不锈钢台面照成一片冷白,墙角那台老除湿机嗡嗡响,像不忍心打破什么。空气里是消毒水和金属混着的味道,凉的,往人鼻子里钻。 沈酌捋平第三层手套的腕口。台子上的男人仰面躺着,四十二岁上下,深灰西装,料子是好料子,只是左袖口蹭了一道暗红——她凑近看,不是血,是坠楼那栋楼的墙灰。 档案写得很轻巧:高坠,醉酒,独居,凌晨从自家阳台坠落。 这种案子她一个月见三四回。轻巧的案子,不值得她熬到两点。但她翻到尸体照片时多停了两秒——阳台栏杆上没有指纹,男人的鞋底却干净得像没踩过自己家的地。 镊子尖拨开颈侧皮肤时,她停了半秒。 皮下有一道旧针孔。边缘发青,像被人用指甲掐过月亮。位置在耳后,坠楼的人摔不到那里,醉酒的人更不会自己往耳后扎一针。她用镊尖把那块皮肤挑起来,对着灯,针孔周围的肌理比别处紧,是旧伤长好后重新被扎过的样子。 她没出声,换了一把尺,量他的右手。 醉到失足的人,指节上的淤青该是对称的——撞栏杆,哪边都撞。可这双手,右手三指关节泛紫,左手干干净净,像从没碰过人间。一只鞋的鞋带松着,另一只系得规整。被人摆过。她把尺放下,指腹在台沿蹭了蹭,蹭掉那点并不存在的灰。 "不是醉。"她对录音笔说,声音平得不像在说一桩死。 金属碰托盘,一声轻响。镊子归位。 "是有人托着他的后脑,按进地里的。" 说完她才怔了一下。不是术语。是十岁那年,父亲把她养的那盆薄荷连根按进泥里时说的话。她从口袋摸出一颗薄荷糖,咬了一下,没碎。凉意从舌尖爬上太阳穴,压住那股从胸腔翻上来的、属于活人的气味。糖纸在她掌心皱成一团,棱角硌着掌纹。 死人没有气味。这是她留在这间屋子的理由之一。 她翻过尸体右手。指缝里夹着一张折叠的相片,角上卷了边,像被人攥了很久又反复抚平。展开,十年前的彩印褪成旧报纸的黄。照片里是一排白色小药瓶,瓶身印着字,被折痕压住一半。她举到灯下,只认得出"安济"——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