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梅雨已经连着下了一个礼拜,安和路这间三十坪的高级公寓,窗外的天色从早到晚都是同一种灰。 沈以晴早上起床的时候,雨水正顺着落地窗往下爬,留下一道道扭曲的水痕。 她坐在床沿,看着身边已经空了的位置,床单上还有纪修言起床时留下的皱褶,却已经没有温度。 结婚第七年,他们的作息像是两条平行的捷运路线,准时、规律,却永远不会交会。 她曾经是赤峰街那间独立书店的主理人。 那时候的她每天穿着亚麻衬衫,站在木头书架之间为客人推荐诗集,指尖沾着纸张的气味,眼睛里有光。 现在她是自由撰稿人,名片上的头衔听起来自由,实际上是整天对着笔电,在这个安静得只剩下除湿机运转声的客厅里,等待灵感跟丈夫回家。 她打开空白的文件,一个字也敲不出来,游标在黑暗的萤幕上闪烁,像是在嘲笑她。 三十三岁的她,齐肩的雾棕微卷长发已经两天没有好好整理,米白色的针织洋装松松地挂在清瘦的锁骨上,她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神温柔却疲倦的女人,觉得自己像是被放在书架最高层、很久没有人翻阅的书。 晚上十一点半,纪修言还没有回来。 沈以晴受不了屋子里那种被白开水泡胀的沉默,拿起雨伞走进巷口的便利商店。 自动门叮咚一声,冷气混着关东煮的味道扑过来。 她站在啤酒柜前,挑了一罐最便宜的金牌啤酒,指尖碰到冰凉的罐身时,忍不住轻轻颤了一下。 结帐的店员头也不抬,她却在等待结帐的几秒钟里,忽然很想哭。 走回公寓的路上,雨已经小了,她没有撑伞,任由细细的雨丝落在发梢上,台北的夜色被路灯染成橘黄色,潮湿的柏油路面映着招牌的倒影,她觉得自己好像被这座城市忘记了。 同一时间,纪修言还在信义区的建筑事务所里对着蓝图。 三十六岁的他,习惯穿深灰色的衬衫,袖口永远扣到最上面一颗,无框眼镜后面的眼睛因为长时间盯着电脑而发酸。 专案会议从下午三点开到九点,业主不断修改立面材料,工地那边又传来钢筋数量对不上的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