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岁以前不会说话。 这件事不是我记得的,是别人替我记得的。母亲说我不是完全不会,我会哭,会笑,饿了会哼,夜里尿湿了裤子也知道把两条腿蹬得床板响。我只是不会说人话。姐姐说得更绝,她说我那时候连哭都和别人不一样,别人家的孩子哭起来是要东西,我哭起来像东西已经被人拿走了。 村里人不管这些。他们只记得我会说一个字:鹅。 我家那几年养了许多鹅。鹅关在屋后的竹篱笆里,白天伸长脖子吵,晚上挤在一起还要小声嘀咕。父亲从外面贩鹅回来,先把两只脚捆住,再把鹅倒着挂在摩托车两边。车还没进村,叫声已经沿着土路滚了进来。村里人听见了,就知道周德安回来了。 父亲贩的鹅有时当天卖掉,有时要在家里养几天。卖不掉的鹅比卖掉的叫得更响,像是知道自己多活了一阵,非要把这一阵活给叫出来。母亲说我整天坐在门槛上听它们,谁来逗我,我就看着谁,嘴里说鹅。人家问我叫什么,我说鹅。问我吃饭没有,我说鹅。问我你妈呢,我还是说鹅。 后来大家便不问了,只要看见我,就先替我说: “鹅——” 我也答: “鹅——” 他们笑,我跟着笑。我不知道他们笑的是鹅,还是我。 独山村的人给孩子取小名,一般不问父母。孩子身上有什么,就叫什么。长得黑的叫黑伢,生下来轻的叫毛伢,头大的叫大头,爱哭的叫哭包。我家有鹅,我又只会说鹅,大家便叫我鹅伢。这个名字比周川早,叫的人也比周川多。后来我上了学,老师点名叫周川,我有时还不知道是在叫我。有人在教室外面喊一声鹅伢,我马上就会把头抬起来。 我出生在一九九九年前后。母亲对具体日子记得很清楚,对年份反而含糊。她说那天下过雨,屋檐还在滴水,门前的泥路陷脚,接生的人裤脚沾满黄泥。父亲说没有下雨,他记得月亮很亮,他半夜去喊人,连手电筒都没带。姐姐说他们都记错了,那天既没有雨也没有月亮,天一黑,她就被送去了外婆家,第二天回来时才看见我。 三个人讲的是同一天,像三户人家过了三个日子。 我更相信姐姐。她那年五岁,五岁的孩子常常记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