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笔的红灯亮着,周淑兰已经沉默了四分钟。 沈叙没催她。做口述史的第一条规矩是不要填补沉默——人在沉默里整理的东西,往往比说出来的更重要。他把茶杯往老人手边推了推,杯壁上凝的水珠洇湿了塑料桌布,留下一圈浅浅的印子。 窗外是城郊养老院的院子,两棵老槐树,一条晒得发白的水泥路。午后三点,阳光是那种什么都照不亮的白。 "我记不清了。"周淑兰终于开口,声音很轻,"你们年轻人问的这些,我都记不清了。" "没关系。"沈叙说,"想到什么说什么,顺序不重要。" 她已经八十六岁。1985 年到 2001 年,她在城南汽车站卖票,一天两百多张,撕票根撕到食指关节变形。这些是档案里查得到的。沈叙今天来,是为了档案里查不到的部分。 "那时候末班车是九点四十。"周淑兰慢慢地说,"K11,往青石岭那边去。冬天没人坐,空车跑一趟,油钱都不够。站上想把它停了。" "后来停了吗?" "没停。"她摇头,"老赵不让停。" "老赵是?" "司机。"她说,"他说得留着。" 沈叙在本子上记下"老赵"两个字。他习惯手写,录音笔只是备份——手写的时候会漏掉东西,而漏掉的东西反而会逼着他去追问。 "留着做什么?" 周淑兰又沉默了。这次是六分钟。 沈叙耐心地等。他今年二十八岁,做这行五年,采访过三百一十七个人,其中四十一个已经去世。他很清楚,一个八十六岁的人愿意讲的话是有配额的,一辈子就那么多,讲完就没了。 "等一个人。"她说。 "等谁?" "不知道。"周淑兰的手指在杯子上摩挲,"他没说过。就是每天晚上九点四十,他把车开出去,开到青石岭,再空着开回来。九八年那年冬天最冷,下了半个月雪,他还是开。" "一直开到什么时候?" "开到他死了。" 老人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天要黑了。沈叙的笔尖顿了一下。 "九九年三月。心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