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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香港，闷热得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捂住口鼻。 陆予琛从律所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中环的写字楼依然灯火通明，玻璃幕墙倒映着维多利亚港的霓虹，像一座永不沉睡的水晶宫。他松了松领带，靠在车门上点了根烟。二十四岁的执业律师，西装革履地混在这片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看起来和任何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没什么不同。 只是没人知道，他住在太平山顶那栋三千尺的豪宅里，有一个四十出头的父亲，是香港地产业叫得出名字的人物。 陆柏年。 他在心里默念这两个字，像含着一块冰。凉意从舌尖蔓延到四肢百骸，说不清是恨还是别的什么。 车驶上半山的时候，雾气浓了起来。陆予琛降下车窗，让潮湿的海风灌进来。 电台里播着一首老歌，他听了一会儿，才想起那是母亲生前常哼的曲子。 母亲死于他十五岁那年，一场车祸，干净利落地从他们的生活里蒸发。没有遗言，没有告别，就像一页被撕掉的日历。 从那以后，父亲看他的眼神就变了。 不是愧疚，不是怜惜，而是某种更复杂的东西——像审视一件需要打磨的器物，又像在透过他看着什么别的人。 他把车停进车库，坐电梯上主层。玄关的灯亮着，客厅里没有人，但茶几上的威士忌杯还带着水渍，说明主人刚回来不久。 书房的灯从门缝漏出来。 陆予琛换了鞋，没有去书房，而是上了二楼自己的房间。他洗了澡，穿上睡衣，赤着脚踩在地毯上，在窗前站了很久。山下的夜景像一幅铺开的锦缎，流光溢彩，喧哗又寂静。 他想起今天在法庭上，对方律师被他驳得哑口无言的样子。那种掌控感让他着迷。而掌控感这个词，如果用在另一个人身上，就会变成另一种危险的意味。 敲门声响了三下，不急不缓。 “进来。”他说。 门开了。陆柏年站在门口，穿着家居的深色衬衫，袖口卷到小臂，手里拿着那份今天判决的案卷。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眉骨很高，眼窝略深，不说话的时候显得很冷，笑起来又让人如沐春风——但陆予琛知道他两种都不算。他算哪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