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序(前情背景与创作初衷)】 因五代以来弑君篡位频仍,故宋朝自开国之初,其官员体系便讲究“右文政策”与“制衡之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一官多职的同时另要分权相制,中央如此,地方亦然;文官如此,武将亦然,最终形成如此庞大冗杂、开支巨大的官僚体系。 且宋朝军队已区别于前代,发展为“职业化”,如此更是加剧了军费的开支,军队既冗又弱、兵匪相杂。 所以就算是在工商业如此发达的朝代,国家财政也几乎无时无刻不捉襟见肘。但悲哀的是,国之痼疾形成日久,一时一动间无人、无力、亦无法革除弊症。 可屋漏偏逢连夜雨,恰在此时辽、西夏、金、蒙元等国先后环伺四境,宋举国之文治,终究与邻邦全民之武功错位。你来我往间,江山社稷葬送于虎口。 在吾人心中,宋之风雅与风骨,令人深爱;却也无可奈何地被逼作亡国之挽音,令人悲痛。岳飞的尽忠报国,陆游辛弃疾的北伐宏愿,文天祥的惶恐零丁,陆秀夫的负帝玺投海……吾初闻再闻,皆泣而歌之。 甚至私心以为,纵观历代,文之自觉在魏晋,而士之自觉在两宋——自宋后,华夏大地再无如三国、五代般四分五裂之乱世,士人百姓之家国大义观自此臻于极,而流远于后世也。 宋之于我甚重,而我之于宋无足。故而提笔写此书,尽我之力,挽救煌煌于文字间的盛世缩影。 “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正文始】 定和三年,辽与金鏖战,地处中原的天水国仿佛做不到置身事外——到底是要联金攻辽还是袖手旁观,战和两派争得难解难分。 而此时,一个关键的契机正摆在双方面前。 “邦交礼仪?” “莫非不算么。” 赵宜徽在指间绕转着一颗玄玉棋子,看向她时淡声道:“当两国之间维持了一段长久的和平时,第三方的崛起明显就是那个不可预测的变量。届时,如果双方还维持着所谓体面的‘邦交礼仪’,那么大有可能,所有的邦交都会成为暗流涌动的浅波;所有的礼仪也都会沦为巧取豪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