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

banner"

>

以上参照两汉文书与统治方式，分析了胡广与蔡邕构建的“帝下之书有四”

这一汉代王言的论述中显现与被排斥的内容，并从制度、时局以及胡广、蔡邕两人的经历角度探讨了如此书写的背景。

可以说，胡蔡四类说是他们以笔为武器，通过选择舍弃阐释而构建的皇帝文书等级秩序，孔子有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之说，他们通过确立四类皇帝文书的名称，来曲折地表达他们对皇帝与制度的理解，但对皇帝文书实际的运行与发展，影响有限。

对后人认识当时的皇帝文书而言，这一述说既是便利的工具，也是一种障碍。

本文初稿曾提交2019年4月12—1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王言：古代世界的政治表达和权力建构”

（TheKing'sVoice:RoyalSpeesiWorld）工作坊，写作修改中先后得到学棣孙梓辛、屈涛、陈韵青与郭伟涛诸君的惠助，谨此致谢。

2019年2—4月初稿

2019年5月修订

2020年5月再订

本文收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祝总斌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20—153页。

收入本书时，又根据孙梓辛、郭伟涛君的意见略有修订。

交稿后获读孙闻博的新作《初并天下——秦君主集权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此书第四章“兵符、帝玺与玺书：秦君政治信物的行用及流变”

第五至九节集中讨论“玺书”

，汇集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值得有兴趣的读者一并参考。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