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昀抵达香港时，这座英属殖民地暂时还保持着相对的平静与繁荣。

维多利亚港依旧船来船往，中环的银行大厦矗立如昔，仿佛与内地的烽火连天是两个世界。

李敬尧见到儿子安全抵达，总算松了口气。

父子二人在半山购置了一处安静的别墅，作为临时的居所。

李氏商行转移到香港及海外的资产，在李敬尧的主持下，大部分投入了相对稳定的地产、金融和南洋贸易，虽然规模不及在上海时的鼎盛，但也足以保证家族富足，并为抗战提供着间接的资金支持。

然而，李承昀的心却无法真正安定下来。

他时常站在别墅的露台上，眺望着北方的天空，那里是他牵挂的人所在的方向。

他通过加密的渠道，与张云深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

知道他已经历千辛万苦，安全抵达了重庆；知道他在重庆郊外重新选址，顶着日军频繁的空袭，艰难地重建无线电工厂；知道他不分昼夜地投入工作，只为尽快为前线提供急需的通讯设备……

每一封简短的电文，都让李承昀既欣慰又心疼。

他深知那边的条件有多么艰苦，危险有多么巨大。

他动用在香港的关系和资金，千方百计地采购药品、精密仪器零件、汽油等禁运或紧缺物资，通过各种隐秘的渠道，冒险送往重庆，支持张云深的工作。

他自己也没有闲着。

他拒绝了父亲让他安心管理家族产业的安排，而是利用李氏在香港的影响力，积极参与到爱国救亡的活动中。

他担任了“保卫中国同盟”

的理事，协助宋庆龄女士筹募资金和物资，支援内地抗战；他利用商行的船队，在经营南洋贸易的同时，也为内地秘密运输一些急需的物资。

香港的社交圈依旧充斥着纸醉金迷，但李承昀却很少参与。

他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有意义的工作中，试图用忙碌来冲淡那蚀骨的思念和担忧。

只有在深夜回到寂静的别墅，看着书房里那张他与张云深在上海公寓的合影时，他才会卸下所有的坚强，任由思念如潮水般将他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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