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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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知思想的变迁和所以变迁的原因了，哲学史的责任还没有完，还须要使学者知道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

但是我说的评判，并不是把做哲学史的人自己的眼光。

来批评古人的是非得失。

那种“主观的”

评判，没有什么大用处。

如今所说，乃是“客观的”

评判。

这种评判法，要把每一家学说所发生的效果表示出来。

这些效果的价值，便是那种学说的价值。

这些效果大概可分为三种：

（甲）要看一家学说在同时的思想和后来的思想上发生何种影响。

（乙）要看一家学说在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

（丙）要看一家学说的结果可造出什么样的人格来。

例如古代的“命定主义”

，说得最痛切的，莫如庄子。

庄子把天道看作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故说：“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

因此他有“乘化以待尽”

的学说。

这种学说，在当时遇着荀子，便发生一种反动力。

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所以荀子的《天论》极力主张征服天行，以利人事。

但是后来庄子这种学说的影响，养成一种乐天安命的思想，牢不可破。

在社会上，好的效果，便是一种达观主义；不好的效果，便是懒惰不肯进取的心理。

造成的人才，好的便是陶渊明、苏东坡；不好的便是刘伶一类达观的废物了。

（《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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