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教育委员会的青铜大门在晨光中反射着冷硬的光。 思须佐站在街对面,手里攥着一张边角磨损的通行证。三个月了。从联合国反熵大会结束那天算起,整整三个月。她记得自己在全世界面前举起那张135分的试卷,记得Ilyu Ilonkov用德语说“我信任这位小女孩”,记得终焉将她的脑电波数据作为“人类能够自我修正”的证据,发送给了同步轨道上的星空。 然后呢? 然后是一份又一份格式完美的回函。“您的建议已收悉”“教育部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中”。词语光滑如卵石,在官僚主义的河床上堆积,没有一条缝隙能让真正的改变渗入。 今天是她第十一次预约的面谈。会议室里坐着三个人——两位教育部官员,一位挂着“青少年心理顾问”胸牌的女性。空调发出恒定的嗡鸣。 “思须佐同学,我们仔细研究了你在大会上的发言。”中年官员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没有温度,“但教育改革是系统工程,需要考虑到师资培训、教材修订、考核标准衔接等一整套复杂环节。你说的‘取消分数评价’,在现阶段不具备可操作性。” “可操作性。”思须佐重复这个词,声音很轻。 “我们知道你经历过痛苦。”心理顾问接过话,声音是排练过的温柔,“但每个时代的学生都有压力。我们当年高考,录取率只有4%。现在的孩子已经幸福多了,要懂得感恩。” 思须佐抬起头。她看见顾问桌上摆着相框,里面是个穿私立学校制服、笑容灿烂的男孩。背景是某个国际数学竞赛的领奖台。 “您的孩子,”她问,“他需要感恩吗?”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这和你反映的问题无关。”中年官员的语调降了半度,“思须佐同学,我们知道你有一些……特殊的经历。但你不能因为个人遭遇,就否定整个教育体系。这个体系培养出了无数优秀人才,支撑着国家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你口中‘压迫’,在更多人看来是‘锤炼’。” “那被锤炼碎掉的那些呢?”思须佐问,“我同桌,因为偏科被调到最后一排,现在在技华市的社区食堂打工。他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