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良知”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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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注重实践，并将其作为心学的根本。

他在提出“良知”

说的同时，也对《大学》中“格物致知”

的“致知”

做了以下论述：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

。

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

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

知致则意诚。

（《传习录》上卷）

王阳明认为，《大学》中“致知”

的“知”

就是良知，由此可见，王阳明在四十岁左右时就已提出“致良知”

说，不过此时王阳明还未将“致良知”

作为心学的宗旨。

王阳明强调，实现致知就必须去除蒙蔽心体的障碍。

如果废弃此过程而仅凭主观良知行事，就如同“以贼为子，以土为食”

一样愚不可及。

那么，王阳明晚年提出的“致良知”

与此时的“良知”

说有何不同呢？在“致良知”

中，王阳明将“致”

的全部过程理解为良知的作用。

也就是说，他将除私欲的过程同样归结于良知。

这也是王阳明在晚年时将“致良知”

作为其学说宗旨的原因之一。

王阳明倡导心即理，同时也非常注重实践的过程。

他主张以整体演绎的方法来理解古典儒学，反对朱子学所采取的分析、归纳之法。

同样，王阳明对于《论语》中的“博文”

与“约礼”

、《尚书》中的“道心”

与“人心”

、《中庸》中的“道问学”

与“尊德性”

的理解也与朱熹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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